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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关中鸿儒李颙

破坏: 阅读:1939发表时间:2016-05-24 23:29:21
摘要:李颙(1627~1705),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二曲镇二曲堡人。因为“周至”的古字“盩厔”在《汉书》中释义为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李二曲。


   李颙(1627~1705),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二曲镇二曲堡人。因为“周至”的古字“盩厔”在《汉书》中释义为“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李二曲。
   据清朝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记载:
   李颙虽然是布衣百姓,但安于贫穷,在关中倡导理学,关中弟子读书人有很多尊崇他。其父李可从,是明代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侵掠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李可从跟从汪乔年讨伐张献忠。临行前,掰下一颗牙齿给李颙的母亲,说:“如果不能胜利,我会埋骨沙场。你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说完就走了,兵败,死在战场上。李颙的母亲葬了他的牙齿,把坟墓叫“齿冢”。当时李颙十六岁,母亲彭氏,每天向他讲解忠孝节义督导他,李颙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饥寒清苦,没有凭借,但自拔与流俗,以提倡阐明关学为己任。有馈赠者,虽然来了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之道,接受礼物,孟子不会推却。”李颙说:“我辈人如何也学不到孟子境界,即此一事没有遵守孟子的教导,也并无害处。”
   起初李颙听说父亲过世,准备到襄城取回父亲的遗骸。因为母亲年老不可一日远离,就打消了念头。母亲过世后,在坟墓前起庐,丁忧三年后,就徒步走到襄城去,寻觅父亲遗骸,没有找到,穿着五服中最重的斩衰孝服日夜哭泣。知县张允中为其父建立祠堂,并且在战场上建立坟墓,叫做“义林”。常州知府骆钟麟曾拜李颙为师,说祠堂不能很快建成,请他南下访问道南书院,并在此讲学以满足当地学者的期望,李颙就前去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开坛讲学,所到的地方学者云集。之后幡然悔悟:“不孝!你此行为了什么,在这里喋喋不休?”马上停止行动前往襄城。常州人士怀念仰慕他,在延陵书院做了他的肖像,李颙到了襄城,正好父亲的祠堂建成,就在此哭泣祭祀为父招魂,在坟墓上取土西归附于家乡墓地上,穿的衣服如同父亲刚刚过世。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声称病得厉害,抬到省里,水都喝不到嘴里,这才准予回去。从此闭关,呆在家里,只有昆山顾炎武来了才接待一下。四十二年,康熙西巡,召李颙觐见,当时李颙已经非常衰老,让儿子慎言到行在陈述情况,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献康熙。“康熙从《二曲集》中看到了李二曲的思想和主张,领悟到了李二曲乃一介平民学者,他治国的韬略,高尚的情操,接触的儒家思想,对于治国化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为褒奖二曲,康熙亲笔书写‘操志高潔’的御制龙匾,悬挂在贤母祠内。”
   李颙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创立言论,垂范后世,做成四书,大概是为了学者体会于心,表现于行动上。内心充盈即为天德,实践于行便为王道,有知有行,这才有补于世;否则,用作上进的门途,于世无补,这岂是圣贤立言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居家总是要教导别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记录下来,有七卷。当时容城孙奇逢之学兴盛于北方,馀姚黄宗羲之学兴盛于南方,与李颙共称为三大儒。晚年寓居富平,关中儒者都将他和富平的李因笃及郿县的李柏,统称为“关中三李”。
   李颙之所以会赢得世人的尊崇,皆缘于其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丰富深邃。
   他的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在其癫痫病如何进行药物治疗《二曲集》中是异常丰富的,概括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颙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颙自作的。这部《学髓》,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个体内在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主宰,“人人俱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见驴,是以谓之百姓。”以为此本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由此,《学髓》提出“无念之念,乃为正念”的观点。所谓“无念之念”,即不带有物欲的念虑,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无二,不与物对”,纯然是天理,没有理与欲的二者对立。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实践过程和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发而为言,见而为行,可则可法,事业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无事。有为之为,君子不与也”。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道德哲学,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推向绝对的内心静境,要求学者固本守真,“理欲两忘,纤念不起,犹镜之照,不迎不随”,只有这样才有本体存在,才谓“绝学”,才谓“大德敦化”。
   基于这种本体认识的工夫之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十分接近于明代王艮的“心斋\\\'、聂豹和罗洪先的“主静归寂”,以及邹守益的“本体戒惧”,其功夫的起点是斋戒,这是“神明其德”的要务,要在使念虑齐一,防非止恶,肃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严正。其基本功夫是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一日要求三次静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以为通过静坐功夫的修养,一当达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体”“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展现本体的真面目。至此,无圣凡可言,无生死可了。“也就是达到纯乎天理而绝无人欲的境界。《学髓》以为这种境界正是《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致周惇颐的“立极”、程颐的“识仁”、朱熹的“主敬穷理”、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体认”等所讲的境界。这就是学,就是学髓。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总之,李颙的《学髓》从教育哲学方面,把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和“存理灭欲”的方法论推到了一个彻底的神秘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与他以“慎独”“避世”,决心不与清朝廷合作,而同时又找不到安身寄托的心境很有关系,在道德修养实践中,其“学髓”理论与功夫都是很难奏效的。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便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由此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
   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
   然而,《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郑州癫痫病哪个医院好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颙指出,《六经》、《四书》,讲的都是“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北京最好的癫痫病医院在哪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工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山西癫痫专科医院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工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又一重要思想。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颙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李颙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颙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颙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的。读《六经》、《四书》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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